921大地震是我國中一年級的事了，記得那天夜裡天搖地動，急急忙忙想從家裡跑出去卻發現停電，只能靠鐵鍊拉呀拉著，把鐵捲門伸起。我以為就這樣了，詎料隔天台灣彷彿另外一個世界，有人因此失去了家。「給我一個家」就是從這裡開展的故事。
受到立委地區服務處的邀請，有機會和林煥文導演展開一段對話，把這個故事告訴在地鄉親們。或許是主辦單位的不同，受眾是特別的，參加的朋友像是第一次知道這個事情，眼神充滿好奇的看著影片與導演。為了這些特地參加的朋友，我的想像是希望他們能夠從這次的活動中帶些什麼回去，所以我忍不住把自己準備的問題拿出來好好討論一番。
花東新村在1999年由遍及霧峰、大里、太平，來自花蓮、台東的原住民所聚集而成之聚落，總共46戶，人數約一到兩百人。對於這些居民，首先我們必須討論到的問題是都市原住民這個身分。許多的記錄影片中可以看到花東新村的居民，認為自己離開原鄉後，在生活上受到拉扯，無法回到原有的生活模式，在都市中也受限自身條件，在收入上可能無法達到穩定的水準。可以理解，對於這些居民來說，他們被設置在都市邊緣，在生活上或許會有一定程度遺棄感，同時也找不到落地生根的可能性，進而遺失可能會有的成就感。這樣的無力，讓這些居民對於未來是相當徬徨的。
這樣的轉變，是因為當時政府認為花東新村只是個暫時的收容處，過一年之後，這些居民就可以回到原本的生活模式。但是當事實並不然的時候，我們的政府並未採取適當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而時間是不會等人，到了現在十六年過去了。花東新村的人們，還是在那。
受到法規的限制，花東新村的居民最主要的心願，是在現有的花東新村建立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處所。由於該地為國有地，居民要獲得地上權必須由原民會、地方政府還有國有財產局，三方去協助推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地方政府必須提出目前這些居民有確實需要使用該地的事證，這是非常弔詭的一件事情。今天，這些居民是被政府安置到原本是荒土的地方生活，他們的生活本當受到政府的主動關心與照料，卻在僵化的體制下，硬生生的被式微了。
對於弱勢的人們來說，容易產生資訊不對等的狀況，對於要符合國家機器的期待，在弱勢者的身上是否不合理。我想大家應該也不會覺得不合理，因為這樣不合理的事情天天在發生。法規是給懂的人使用，世界也多是以金字塔頂端的人運行，這樣的言論並不是代表我是左派，而是今日當處於相對優勢的人們，理應負起擔負社會正義的責任，而政府就是其中一個指標性的單位。為什麼，今天當弱勢者生活有困難，卻要自己向社會證明自己的難處才能得到應有的關注？
最後，花東新村的居民來自各處，今日在該處重新凝聚出家的意識。我認為，這樣的過程重新定義了「家」的概念，透過集體意識形塑出的想像，充滿著共同記憶與希望。如果大家都想著做好事，這樣的社會會是很美好的。
PS：我個人對於紀錄片以外的世界有其他疑問，但是無法得到結果。花東新村的居民收入並不是想像中的低，對於協助改變生活的方向與角度，真的只有居民所提出的方法嗎？還有，導演說到原住民飲酒的天性，對此我真心感到疑問，我是讀社會學的，對於原民多少也有關注過，在三十分鐘的影片中或許我沒有看到飲酒的畫面，但是在導演的論述中，對於直接把原民命題為需要協助還有飲酒天性的論述而言，我感到極度懷疑。記錄片應該是客觀表達一件事實，對於畫面以外的故事，進而衍生出的想像，傳達給觀眾，我對此是有疑惑的。正向的力量是對的，但是不應該奠基在此之上，推理出其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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