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5/19）到台中好伴聽廢死議題的討論，與其說是闡述廢死這個價值，倒不如說討論死刑存在的必要性，聽起來像是一體兩面、換句話說，但，真的是這樣嗎？講者成功大學法律系教授李佳玟教授說到，民國87年（西元1998年）台灣開始討論廢死議題，一路到現在西元2016年已經過去近20年，社會對廢死議題的觀感，可以從這兩年法務部長羅瑩雪的社會評價窺知一二。法律這東西甚是弔詭，貌似離一般人很遠，但是發生的時候往往使人遍體鱗傷，在正當的社會制度下，我們把各種權力透過許多方式轉嫁給各單位機關。不僅僅是代議制度，審判制度、矯正制度、行政制度都有相關公務人員替我們決策。所以當法院判刑、法務部裁示執行刑罰的同時，我們必須清楚理解，鮮血不只是存在劊子手的手上，這樣一想，嚴謹的思考這個判決體制是人民共同責任。
對於廢死制度的討論、原因在網路上以及相關團體都有許多資料，告訴人們為什麼要廢死，當然這樣被動的訊息，對於不願意討論死刑存廢議題的多數人來說，根本是束之高閣的文本。在這裡我僅對講者提到的「修復正義」提出心得，這一點確實是旁觀者如我們，極度容易忽略的角度，究竟「死刑」這個裁決，是要展現社會公平正義，還是撫平受害者內心傷痛？換個角度好了，展現公平正義必須透過「死刑」？安慰受害者必須透過「死刑」？
回到修復式正義，以下是維基百科中的條目：
修復式正義（英語：Restorative Justice。或譯：修復式司法）基於「和平創建」（英語：peace-making）的思維，主張處理犯罪事件不應只從法律觀點，而是也應從「社會衝突」、「人際關係間的衝突」觀點來解決犯罪事件。強調「社會關係」的修復，亦即，當事者的權利、尊嚴應得到滿足，個人、團體與社區已損壞的關係亦得到應有的修復。換言之，社會復歸不只加害人，連同被害者及社區均需復歸的刑事政策理念－－在國家制度保障下，透過任一方都不吃虧的程序，讓各方當事人早日回歸正常生活。在性侵殺人虐待等無法或難以回復的犯罪（這類犯罪容易讓受害者或其家人有嚴重心理疾病，這種病是難以治癒及控制的，病人會承受終身痛苦），修復式正義必須謹慎使用，尤其是必須正視被害者與家屬的受害嚴重性、否則修復式正義會成為對他們的嘲諷。
網路上也可以找到紐西蘭修復式正義的相關影片，透過修復式正義，能夠讓加害者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到底對受害者有什麼樣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在修復的過程中，不只是彌平受害者身心上的傷痕，在會議的過程中，親友、社區等人員的參與，讓兩造雙方的生活圈都能夠感受到加害者的努力與受害者的原諒。
社會觀感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舉凡風土民情、宗教信仰、智識水準（無貶義，欲表達智識水準較高的人，可能會理解事物有更多選項），更多的是透過國家機器、媒體報導告訴我們的資料，加以被閱讀、被消化。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但也是無法避免的事，因此我們更需要透過溝通、對話去解離彼此的疑問，重新形塑成一個台灣社會可以接受的答案。無論是教條式的文本還是團體式的討論，廢死這個議題，不應該從表現加以詮釋，而必須內斂的討論和解、原諒、負責等等面向。利用二分法去解讀這個社會，很明顯不應該存在於現代，多元的聲音也不是代表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簡化的流程只會讓人們減少思考與對話。
無論經由何種方式，社會的撕裂並不只是重大刑案發生及判決的那一刻，而是從彼此開始噤聲起始，走出同溫層、踏出舒適圈，不要選擇最簡單的路，才是和解共生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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