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某天，有幸參加進擊之路上映前，最後一個版本（應該是）的試片活動，導演事前提醒說到座位有限，到了現場才發現，座位有限或許有別的含意。當天在試片場地樓下轉角處的便利商店出來，正要看門牌的時候，發現轉角曾威凱律師的身影，禮貌性的點了個頭（明明就不認識）就尾隨其後，心想應該是一起來試片。果真不錯，抬頭一看發現邱顯智律師跟胡博硯老師就在門口。到了限定六人的電梯時，我才理解或許因為這些「重量級」人物，所以位置「有限」。在進擊的路上，與之並肩的人有多少？
電影設定方向為紀錄片，但在形式上有別於傳統認知，透過被觀察者親自出演的模擬場景，大量的事後訪談，加上仿舊的事件影片。對我而言，這部電影與其說是紀錄片，倒有點像是讀書時閱讀文本後，濃縮成20分鐘的memo。在事件與事件之間，加上許多漂亮到可以當做明信片的畫面，把事件切割、把情緒切割、把脈絡切割，卻試圖用律師們以及「公義」二字串連之。對於巷子裡的人來說，是追憶、是認同。對於陌生人而言，是造神？是失敗的去菁英？是隱晦的收割？
我想，進擊之路代表的是，正確的事要靠自己去做，記住，自己得先去「做」！
本片隨著時間軸記錄著鄭性澤案、關廠工人案、洪仲丘案以及太陽花運動，這每一個案件背後都有巨大的結構與法律問題。而不變的是，在案件後是受苦的人們，而壓在其背上的是難以撼動的規章，迫使其改變的則是「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淺白的口號與深刻的意識。
以鄭性澤案作為開端，本片並未著眼案件真相晦暗之處，如當年的證據保全不足、審問過程中的瑕疵等等，許多資料更指出檢察機關在辦案時不符合科學辦案之程序，以及審判過程中產生出違憲種種不合理之處。導演敘述邱顯智律師在這個案件中的過程、位置，試圖描繪出公義律師在看待冤罪案件時，是用何種心態在思考自己的定位。
上面這段敘述看來弔詭，其實背後是非常吊書袋卻又令人哀淒的故事，在維基百科、YouTube上都可以找到各方對鄭性澤案的分析。我對於這個案件的過程，感到意外的是社會大眾往往追求真相，卻很容易忽略在追求真相過程中傷害、剝奪的可能性。彷彿只要嫌疑犯犯錯的可能性極高，那麼寧可錯殺一百也不可放過一個。這是個多麼可怕的價值觀，我無法想像當整個社會都在對付我的時候，隻身一人卻還要使勁全力來證明自己的清白，非常不合邏輯的一個集體意識。
先請無視偏題的文字，電影以四大案件來講述公義律師追求正義的過程，卻忽略了觀眾認同的重要性。台灣社會很明顯的以洪仲丘案與太陽花運動作為我輩在社會參與的分水嶺，但是並不代表目標受眾具備補足社會意識之能力。如此一來，即呼應了我最初提到不同觀眾對於這部紀錄片會有不同的詮釋，當觀眾無法理解律師團為何替死囚辯護，要何以期待對「公義律師」的角色感到認同呢？
因此，第二個案件關廠工人案更顯得其重要，案件最關鍵的就是代位求償這個不解釋根本聽不懂的概念，但是依然不是本片重點。跟鄭性澤案一樣，在維基百科的條目裡可以清楚看出這個事件的前因後果，如果願意花點時間做功課的人，甚至可以自己爬梳出台灣工運的歷史，這樣一來對於現在朝野鬧的沸沸揚揚砍七天假、一例一休更有感觸。台灣的勞工運動能夠看出的問題實在太多，工時過長的情況迫使勞工成為支離破碎的個體戶，政商聯手下抑止了工運團體產生的可能性，既然無法組織就不會有運動，更何況是勞工自我覺醒。
關廠工人令人最有印象的當屬2013年在台北車站的臥軌事件，律師們在政府宣布不再上訴的同時在凱道上和工人們一同歡慶。同鄭性澤案，在事件的陳述上想當然會用到月台上民眾對工人們叫囂的那一幕。以我自己的詮釋，要進入社會運動這個場域其實是有一定的門檻，先不談知識背景、社會階級、論述能力、過往經驗等等，把守關卡的守門員們多數都是同溫層。社運團體在組織上容易受限於現實狀況，讓組織內上下的連結難以量化，這樣說可能很難理解，簡單一點解釋就是很容易變成是靠情感去維繫組織，無法用實際數值去計算勞動與收入之間的比例。在更明白一點就是，組織社會運動、非營利團體有相當大的可能性是靠「理想」在支撐著每一步。既然如此，不具備一定程度理想的人們，要如何尋找破口切入議題？在無法進入組織的情形下，參與社會運動可能變成是單一事件、外圍團體，當自我對社會議題已有了解讀的同時，要透過外在力量強化社會意識是否變得更有難度？
講這麼多依然呼應最初，衝突性的畫面對於觀影者來說，何嘗不是一個我群他群的二元對立產出機制？而紀錄片焦點在律師身上的同時，對於事件一切疑惑都是留給觀眾自己解答，又是個考驗眾人求知慾的時候了。
洪仲丘案與太陽花運動，大家應該都很清楚，所以在這邊就不多談，直接進入心得比較實在。什麼叫做公義/人權律師，羅秉成律師在片中有提到每個律師都應該是人權律師，這句話應該適用於社會上每一個人，我們都有責任為了任何不公不義的事挺身而出。片中幕與幕之間使用了一些哲學家的經典語錄，替故事的流動做了適切的註解，其中漢娜鄂蘭、雨果與卡繆的名言，對於我們這個世代來說，隨著太陽花運動當時的多方倡議，相信對許多人來說並不陌生，同時值得大家警惕效法之。
漢娜鄂蘭：「平庸的邪惡」
維克多雨果：「當獨裁是一項事實，革命就成為一種權利」
卡繆：「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說是哲學思辨太過沈重，純粹作為口號又甚是膚淺，我認為這是一個自我思想的內化過程，當自我感受到字面上的意義後，就必須思考該如何開展思想，簡言之就是把想法加以實踐。這個社會過分扭曲，尤其對於三十代的青年人（可以參考我的另外一篇文章：社會為何對年輕人冷酷無情）。結構把社會上最具備創造力的人，拆解成獨立個體，在不具備條件去理解自己生活以外事物的同時，降低了參與的可能性。即便參與，也多非以金錢資本的方式進入，而改以提供專業技術或單純勞動力。這樣一來，當社運團體因應議題而生後，如果要轉變成為一長期關注的組織時，對於最現實的金錢維續，就會遇到相當大的困難，無論是在議題運作時參與者的背景本身就屬被壓迫者，或者說是關注議題的一般大眾，當組織內部營運都有困難的同時，要提出維繫生存的經營企劃，豈不緣木求魚？
回到自我實踐，除了參與者的形式受限，關注議題的人要成為行動者又是一個困難的關卡。不知道是自我設限還是現實所逼，對於要成為行動者，常人會有無數理由去阻擋轉化，很明顯的每個人的自我實現滿足程度不一，而往往大家都會以達到自身設定的參與程度來替行動作結。實際成為倡議者或反抗者是否會危害到關注議題之常人生活呢？對此，我非常好奇。而我們都知道，無論何種理由，成為行動者絕對不會是那些理由所能阻擋的。
除了思想上的論證外，本片的配樂相當令人激賞。無論是用紀錄片還是類戲劇來定義這部作品，作曲家在配合畫面與紀實的走向上，隨著情緒加入越來越多配器，帶有一點電子樂的元素又有鈸、鼓緊扣節奏，整個配樂是高昂帶有莊重。如果說案件的敘述無法吸引觀眾的同理心，那麼配樂多少拯救了這樣的可能性，特別是片尾曲，完完全全的替「進擊之路」，下了最理想的重音。
當一部作品被我自己用標題註解那些項目細分的同時，就是這部作品不怎麼完整的意思，我很難直觀的理解那些律師們是用何種角度去理解他們經手的這些案件，但是我可以理解這些律師做這些事，背後支持他們的原生家庭或者是另一半。英文片名Fight for Justice，這裡的Justice明顯的是對律師們而言，至於觀眾，我想難以獲得第一時間的認同。所以我才以思想、行動來詮釋這部電影，希望大家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不要著眼於質疑，而是去理解那些行動者的動力來源，再回過頭想想自己。
ps：影片最後在今年台中高分院做出裁定時，於分院外面舉著「好民文化行動」的旗子，露出的手是我阿，媽，我上大螢幕了阿QQ。
進擊之路預告片：https://vimeo.com/161279740
好民文化行動：https://www.facebook.com/cultureaction.tw
鄭性澤參考資料：鄭性澤案維基百科頁面，YouTube相關影片
關廠工人參考資料：關廠工人維基百科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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